“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１９８３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１９９４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当钱伟长这位杰出的大学校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培养“全面的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９３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钱伟长高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应把人才培养和繁荣学术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因为耳目一新的演说词而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复旦大学多年来探寻“通识教育”，校长杨玉良说，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在通识教育中，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世界优秀文化是什么？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站在全球视野中看待自己的国家？怎样以历史的、中国的立场看世界？
钱伟长有句名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周哲玮说，高校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首先就要从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开始，否则培养的人才也是“废才”“庸才”，甚至可能是“坏才”。李培根表示：大学本身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不久前公布，纪宝成表示“欢欣鼓舞”，他说：当前贯彻《纲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将高校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到以内涵提高为主的轨道上来，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核心地位。
“大学校长不是官”
钱伟长生前有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事实上，钱伟长虽然为上海大学发展呕心沥血，但他是一名“义务校长”——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学校里。
“高校行政化”近年一直遭到诟病，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提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我们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李培根反思说。
杨玉良并不赞同“大学行政化”这个提法，因为“行政化”的概念有些含糊。他认为，如果“行政化”指的是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那么还不如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加以区分和界定。如果“行政化”指的是大学里的官僚化倾向，那么我们应该更加鲜明地提出来并加以反对。
他说：“我不赞成高校存在行政级别，高校行政级别的真正弊端在于，它为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过度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依据，它也为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倾向提供了温床。”
高校去行政化，还需较长的过程。杨玉良赞成大学里干部的任用应该消除行政级别的影响，“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合适的，就可以到合适的岗位去，包括大学校长的任用。既然校领导有行政级别，那么各级就会推演出现诸如‘教授对应于什么行政级别’的荒唐命题。高校内部要消除行政级别，首先要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并在学校各级干部的任用方法与过程方面都要符合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要坚决摈弃政府机关干部任用的习惯做法。”
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钱伟长走后，举国欷歔。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惜这位老人的远去？因为他立德、立言、立行，为后辈树立良好楷模。
纪宝成说：大学校长向钱伟长学习什么？大学校长应在“学术立校、教化树人”上下工夫，守护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弘扬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
近年来，有关大学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学术腐败、道德失范，个别高校负责人甚至因犯罪而锒铛入狱……大学精神的缺失，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李培根坦言，审视中国大学的精神，会发觉这方面的不足，一些学校从教育的本质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长也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教育的本质思考过多少？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指标，科研经费多少、获奖多少、论文多少，还有高校排名，做校长的压力也很大。有时不得不“屈从世俗”——这是李培根的烦恼，也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同烦恼。
“钱伟长一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纪宝成说。
李培根表示：“我们以前有一些好的东西，正在逐步退化。大学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坚守的，千万不能丢掉，我们不仅要坚守，还要靠这个去引领社会。”
理想中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杨玉良的答案是：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颁布，证明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界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教育的认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杨玉良说：当大家都能够坦诚地面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无端地指责与埋怨，这样大家会共同想方设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